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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研体制改革的战略性思考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0-11-18  浏览次数:13438
核心提示: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最近表示:我们要把美国卡脖子的清单变成我们的科研任务清单进行布局,比如航空轮胎、轴承钢、光刻机,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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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最近表示:我们要把美国“卡脖子”的清单变成我们的科研任务清单进行布局,比如航空轮胎、轴承钢、光刻机,还有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关键原材料等。

中科院欲有效解决“卡脖子”问题,事情本身让人欣慰,但郭朝晖撰文指出“科学院善于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问题吗”?科学研究往往是解决“点上”的问题,也就是说,研究工作深入,但视野不广泛。而优秀的工程师、特别是总工,则要着眼于系统解决问题。系统复杂以后,技术难度会骤然上升。中科院如何扬长避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显然是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很多问题不是人不行而是路线、体制、政策等若干问题没有解决好,尤其是解决好了科研体制问题才能轻装上阵。另外,解决卡脖子问题已不单单是科学院的问题,而是全社会都应面对解决的问题!

一、解决思想路线及顶层设计问题

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实质就是跟随路线,包括模仿也是一样。要想解决主权及卡脖子问题就必须走超越路线!跟踪、模仿注定解决不了卡脖子问题!另如贸工技也是一样,整整影响了一代中国人搞创新!如是坚持技工贸,凭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卡脖子!联想、中兴走贸工技路线,还能大把拿国家的科研经费,结果就是甘于跟随做下游产品,既不能解决底层技术创新问题,更不解决卡脖子问题。华为较少靠国家资助,靠自己的净利润坚持做备胎,坚持搞5G,结果是解决了一部分国家主权及卡脖子问题,设想没有华为5G我们还能靠什么支撑信息技术主权?就像毛主席所说“路线对了头,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如果方向路线错误了,你有再大的力量也会失败”。因而有必要反思倪光南、柳传志之争,假设当初坚持技工贸、坚持超越战略,卡脖子问题很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二、解决基础理论问题

从哲学的高度把握科技进步的大方向,提升中国的科技原创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赋予中国哲学界的新使命。为此中科院设立“哲学研究所”,让科学家与哲学家联盟。以共同关切的重大问题为研究导向,致力于探讨现代科学的哲学基础和当代科技前沿中的哲学问题,以及与科技发展密切关联的价值、文化和制度问题。这件事值得肯定,最起码要解决还原论与整体论的关系问题。但更本质的问题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确立民族自信心,核心关键技术买不来、只能靠自己!

一个民族的真正强大,不单单是科技国防强大,还要思想理论强大!雷洁琼在毛主席的家乡韶山题词:“公者千古 私者一时”代表了十几亿人的心声。是毛主席像神话小说描绘的那样有什么神通吗?不是!是他继承发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他的思想理论指引部队、团结穷苦人民打败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推翻了蒋家王朝,是他的思想理论引导全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了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理论的强大在于利益主体原则,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政党,你的理论体现多数人的利益你就强大、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反之你只能一时强大!显然,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绝对不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建国200多年打了200多场战争怎么可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历史容不得粉饰及篡改!为私、为少数人的理论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国的传统哲学理论是整体论,也因此强盛了几千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导致近代科学落后、生产力低下。西方的传统理论是还原论,因注重分析而致近代兴盛。但整体论能够相容还原论,而还原论却不能相容整体论,如基于整体论的中医能承认容纳西医,而基于还原论的西医却不能承认容纳中医。引伸到社会科学领域,为多数人服务的社会主义能容纳资本主义,而为少数人服务的资本主义不能容纳社会主义!事实将证明相容还原论的整体论会让中华民族再次腾飞!
 

整体论的进一步发展即系统论,其本质是因子之间互为条件、互为因果,通过正负反馈构成非常稳定的超循环系统。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整体功能机制,其原理见右图。单纯器重还原论则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结果会导致反科学典型案例即粒子对撞机,人为的破坏了粒子的自然状态就不可能揭示粒子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大把花钱搞反科学!另像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会破坏人体自然平衡,搞不清楚人体器官的内在因果关系,治好了这种病的结果会导致产生另一种病!具体到科研领域,系统论强调发挥团队的力量,还原论强调发挥个体的力量,前者做事会形成合力,后者会导致内耗、形成偏见!不利于解决重大原创问题!反人类的典型案例是搞病毒!

系统论建立在精细还原的基础上,能使整体与还原论统一,能使自然与社会科学理论统一。能使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统一,能使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统一。

三、解决卡脖子问题是个系统工程

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及卡脖子问题是系统工程。杨卫院士认为“要强健心脏、畅通血脉、发力全身”。强健心脏指形成源源不断的原始创新科技源头,其关键在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厚积薄发;畅通血脉在于浚通从原始创新到具体产品的转化渠道,关键在于科技成果的转化机制;发力全身在于形成全民崇尚科技的氛围,关键在于孕育科技人员科技强国的使命责任感。

如信息技术就是个典型的系统工程,需要群策群力、顶层设计;需要企业、政府合作;需要有钱学森一样的领袖人物发挥组织协调作用为一个目标发力。另外,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发扬学术民主,淡化“权威”专家的“话语权”权重,避免“权威”一票扼杀创新技术及人才。

工程和技术对需要实践,如科研人员远离应用,就会被越甩越远。我国钢铁企业的先驱柯俊院士曾经说过:“华为、BAT都是我国典型的高科技企业,但这些企业成名之前并没有权威专家,他们的成功不是靠一流的科学家,而是靠一流的领导人”。他们懂得管理知道产业如何发展,能管理好一个团队共同发力。搞科研也需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力,而目前的科研充斥互残模式!

另外搞研究需要全面整体的看问题,而不是就事论事。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已经作出16进制24光口系统集成卡,证明可达指数级计算能力增长,可与搞计算机架构的人交流,他们认为不可能,还说凭计算就能证明是否达到指数级计算能力增长?我说你可以计算呀,看二进制与十六进制到底有什么区别?算完他们又说得看实际效果,我说那你可以用软件仿真,我可以告诉你如何仿真,也可以像我一样做出产品验证。这件事说明他们一开始就没有从整体效果及从工程实现的角度考虑问题,即基于新的计算理论设计计算机不能片面而必需从整体产品层面考虑问题,需要实际的做,不能凭想当然下结论。此事的要害是根本不相信别人说的话,骨子里就不想也不愿承认体制外的人会有重大原始创新!

另外,解决卡脖子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就像提高计算速度并非只能采用量子计算技术,解决了计算原理问题采用电子计算技术就能超越量子计算。解决光刻机卡脖子问题,也并非非用一流生产线,改变了计算原理,用二流、三流生产线也能生产超越一流生产线的产品!且能突破摩尔定律!解决了功能互补系统集成的问题,用现有生产线的产品也能实现并超过一流产品性能。

根据卡脖子问题部署研究课题,本身就是个划时代的做法,如果经常全社会选出各行各业的短板向社会公布,比项目指南更能解决问题,且能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解决,如能与张榜招聘相结合,的确是社会一大进步!要解决卡脖子问题,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创新,让国家科研团队与民间科研团队形成“同盟军”合力突破,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四、道、法、术、器统一

我们讲道、法、术、器与传统解释不一样。“道”是指某种理论;“法”是指按特定理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术”是按某种理论、方法物化为具体产品的技术;“器”是按某种理论、方法、技术物化的具体产品。四者分离是指研究理论的不考虑具体应用,研究产品的不考究理论依据,会造成研究周期长效率不高,甚至造成资源浪费。四者统一、研、用结合,就会目的明确、减少盲目性。

殷瑞钰院士讲了一个故事,宝钢某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讲他毕业的时候,成绩好的留在了科学院,成绩中等的留在了大钢厂,成绩差的去了小厂。但若干年后发现科学院的水平最差、小厂的水平最高。他认为导致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科学院的同学每天只是观察分析显微镜下的组织结构、视野太小,大厂的同学有机会管理一个车间,而小厂的同学则要管理一个厂子,实践的内容不同导致了后来的变化。故事的实质就是研、用分离。

道、法、术、器统一是以工程或产品验证为导向,不能仅靠写论文就说明你能解决具体问题,评审也要注重能否工程实现?能否试验验证?即搞理论的应该继承发扬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始终注重面向应用。

五、解决科研的同盟军问题

那么“民科”到底有没有原始创新?是不是伪科学的代名词?这不能由个别“官科”说了算!急需在国家层面正确解决这一思想认识问题,办法就是让搞科学史的做一个客观理性的调查报告,看究竟有多少原始创新是“官科”搞的?有多少是“民科”搞的?看民科到底有没有原始创新?还有一个办法是“官科”及“民科”代表各搞一个调查报告确认一下。

华为、BAT都是典型的高科技企业,但他们的发展之初就是地地道道的民企、民科,在成名之前没权威专家,不可能拿到国家资金,只靠一流的领导人解决了很多“官科”“权威”不能解决的问题。我本人的案例也说明:准全息结构计算理论与技术哪儿都不差,如果能公正的给予同等条件,从速度、性能、性价比、通用性上能全面超越各种形式的计算机,包括巨型机或量子计算机!如果不信可以摆擂台同台竞技!也可张榜竟聘,看看哪个能率先解决信息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

官科、民科,从私利的角度看是竞争对手,但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是同盟军。处理不好官科、民科关系是极端无能及自私的表现!从官科本身的角度看,容不得民科是格局不够,俗话说就是小家子气!说的难听一点是宠儿吃独食!在国家资源分配体制内的官科是宠儿,民科是弃儿!但自古一个国家、一个家族的兴旺大都不是光靠宠儿!凡是恃宠而骄的大多数都是败家子!如大把的钱给了有背景的企业,最终却养成了一个买办企业,能解决中国的卡脖子问题吗?不但解决不了不反过来帮助对手卡你脖子就不错了!如把钱的十分或百分之一给民科,解决卡脖子问题肯定要快的多!

另外许长虹建议:国家可增加另外多种方式支持民科发展:如用项目贷款方式放宽立项申请的门坎。有成果了,用成果奖还贷款。没有成果的继续背负贷款(需设置专门机构审核资金用途)。大学生可申请贷款毕业后还款,民科也应采用类似方式,发展起来后还款。

六、解决科研为谁的问题?

科研为谁的问题要分两个层面,一是为哪个国家?一是为国家还是为自己?前一个层面已由隐性问题转为显性问题。隐性是指两国关系相对正常时这一问题可用所谓的科学无国界遮羞,显性是指卡脖子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这使得任何一个人的态度都容不得模糊,即你是帮助别国卡中国人的脖子还是帮助中国人不被别国卡脖子?如果说理性、道义,那你必需明白别人卡你脖子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什么?中国发展了会去卡别人的脖子吗?中国历史上卡过别人的脖子侵略过别的国家吗?卡脖子问题说明科研一定是要为某一国家、为某一民族、或为某一利益集团服务的,否则就没了卡脖子问题!那就必然涉及你为谁服务的问题!假设敌对国家用你的技术造出武器那一定会屠杀你的同胞!联想到有人说清华、北大培养的多数学生出国不回也是同样的问题,你是爱国或爱其他什么东西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另一个层面就是为国家还是为自己,有人为了一己私利争名夺利,争夺话语权,有了话语权就去打压别人、否定别人,这肯定不是爱国行为!真正的爱国是勇于担当,勇于奉献!甘当伯乐,能为国家荐贤举能!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在于他一生都不畏强权,大公无私、甘愿为劳苦大众牺牲一切直至建国,直至抗美援朝打败了世界上最强的联合国军,直至搞出了两弹一星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联想到一些人张嘴就中国这也不好那也不行,请问哪都好了你的作用是啥?哪个好不是靠奋斗得来的?两弹一星没有钱学森、邓稼先等归国科学家的奉献能那么快搞出来吗?某位大学教授因为体制问题受点委屈就愤然出国。俗话说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她就是因为嫌娘丑、嫌家贫才背弃祖国,抛弃生她养她的整个家族!为了祖国的强大钱学森等人毅然回国效力,他嫌祖国贫穷会回国吗?中国的确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但帐不能乱算,是谁造成的腐败?是谁在反腐败应该搞清楚了!作为爱国者有腐败你可以反,最起码还不用像革命前辈一样付出生命代价!可你做了什么?因为受点不公正待遇就像三国时期的吕布甘做三姓家奴?一个人的伟大及爱国一定是为国家、民族奉献,一个嫌家贫娘丑者怎么可能伟大?怎么可能爱国?北大、清华等高校培养了那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难道不应该认真反思吗?你自己及你培养的学生还爱国吗?

爱国还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斯诺登揭露美国政府的反人类罪行是不是不爱国?除了特不靠谱等少数人以外,恐怕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会认为他不爱国!可以说正是因为他爱国才这样做的!因为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堕落,希望祖国伟大!他不得已流亡海外与那些为了一己之私就愤然叛国者是一个档次吗?国家衰落,你到哪都会遇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上述情况从另一方面讲的确说明科技界选人用人的机制有问题,为此北邮的退休教授王生智指出:“我觉得中科院和社科院这类国家顶级机构,最需要的是研究清楚用什么的机制或体系去发现人才及评价人、使用人。现在发现人才的通道是靠论文或著作,但如果杂志社或出版社的水平不高,且出版机制是为了牟利,拒收真正创新的东西,那就没有什么权威性,反而成了压制创新的凶手,会更严重的堵塞科技发展道路。另外还有一种现实,是现在的科研项目从立项到结题,基本上是出题,答卷,阅卷、都是一个宗派或利益体系控制,基于这样的体系怎么可能产生具有竞争力的颠覆性成果?因而国家急需设立伯乐奖,鼓励社会各界荐贤举能为其打通发挥才能的通道。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有了千里马才有可能产生颠覆性成果!他同时建议中科院与社科院各成立一家顶级杂志社和出版社,由国家出钱而并非为了赚钱,专门出版具有重大意义的顶级学术论文,录用的唯一标准就是原始创新!

七、解决傲慢、偏见、自私的问题

想要解决卡脖子问题,急需解决徐匡迪院士所说“中国颠覆性技术是被专家“投”没的 ”问题。“颠覆性技术,这种创新在目前的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因而项目的评审机制急需改革。

徐匡迪院士认为,作为一种“改变游戏规则”的前沿技术,真正的颠覆性技术具有两个共性:一是基于坚实的科学原理,它不是神话或幻想,而是对科学原理的创新性应用;二是跨学科、跨领域的集成创新,并非设计、材料、工艺领域的“线性创新”。

“在古代,有这么多的伟大发明;可现在,在科研投入上不差钱,这么多钱为啥就砸不出创新来?”创新成果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创新。

之所以抛出“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颠覆性技术难以实现”的观点,徐匡迪说,这正是由颠覆性技术的本质决定的:在新想法、新技术冒尖的时候,大多数人一般都不看好、不赞同,甚至无法理解。而我们国家现有的重大科研项目都是搞专家评审制,专家们坐在一起评审、投票,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把真正有创新想法的项目给投没了。

投没颠覆性技术有舍我其谁的傲慢、有自以为是的偏见,还有个深层原因是学术为私。为了一己之私学术造假、排斥打压别人,不想有人超越自己!为了一己之私靠论文数量抢夺话语权!只要抢到了就名利双收。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考虑国家利益?如准全息计算理论与技术可以达到指数级计算能力增长,且更接近人脑功能机制,可申请项目时根本就不可能评审通过,如能够得到支持,我国的信息技术注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八、解决“四唯”问题

最近郭朝晖撰文指出:破四唯、不看论文看什么?是看解决问题的能力,看是否方法学创新?是否发现关键科学证据?看是否理论认知或社会需求?看在什么角度促进学科发展?

以论文数量为标准评价科学研究大致有四类:论文多、成果多,论文少、成果少,论文多、成果少,论文少、成果多。其中,前两类容易评价,但后两类评价相对复杂。

“发表论文数量和科学研究做得好不好没有绝对的关系,大多是论文多但成果少。2018年下半年,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让“破四唯”走向“实操”成为可能。《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要“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要“建立以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用 ‘唯学术’‘唯贡献’的办法来评价学术并非容易的事。政协委员何建华提出《改革科研评价体系,促进基础研究重大原始创新》提案。强调以“新四条”评价科学研究,提高评审队伍的判断能力“大到国家、小到单位,成果评审队伍的素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科研水平的高低”。

要让新标准真正落地,还需要推行一些具体措施。如强调专家在评审中应担负的责任。“除了申请阶段,还应在结题阶段以新标准去把关”。“让评审专家在结题时回头看,对自己评审过的项目取得的成果负责”。至于“新四条”如何“破四唯”,我们拭目以待。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四唯把民科彻底挡在科研经费的分配体制之外!民科搞科研不花国家一分钱,搞不出成果国家没有任何损失,搞出成果来按说国家就应该支持!可在被官科封堵的情况下民科很难进立项评审圈内,进了也通不过评审!在官科本身还拼命争夺名利的互残模式中,官科不进一步排斥打压就不错了!要想快速有效解决卡脖子问题,官科必需主动引入竞争机制,而民科就是官科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如主动引入竞争机制,对解决卡脖子问题肯定是利大于弊!在国家层面也必须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不能让排斥民科的现状继续下去!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允许民科进入立项审请程序,还要有公正客观的评审标准。如我的准全息计算理论与技术已经问世十几年,论文引用排行榜始终是前十中的前一,后来也作出产品24光口系统集成卡,虽然先后有几十个教授、研究員支持(包括倪光南、王越院士),但实际上就是得不到支持。被逼无奈只能放弃,结果是信息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十几年都不能解决!并非说我的理论与技术就能全部解决卡脖子问题,但它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参照系,如能得到支持会引发无数创新思想产生,其连锁效应才是价值所在!最起码是不用花那么多钱搞量子计算机了!但因得不到支持只能选择放弃达十年之久!如果有关问题解决不了,结果只能是永远放弃!

九、落实张榜招聘制度

敢于面对自己的不足,敢于主动采取竞争机制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完善机制及流程,可以“揭榜挂帅”激发创新活力科技日报)。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一句“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掷地有声。这不仅为开展科研攻关工作指明了道路,也为通过改革释放全社会创新活力指明了方向。

但实际的操作并不容易,体制内都很困难操作,更不用说延伸到社会层面。且不说体制限制,仅打脸的事就不会有人主动干!除非有了绝对把握,认为延伸到社会层面也不会有人超越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有人会做做秀。张榜招聘仅有一种情况可以实施,那就是单位内部或国家层面,因为在这一层面考虑的不是打不打脸的事,而是优先考虑单位或国家的整体利益!

为了尽快解决卡脖子问题,科技界应该勇于露丑,敢于张榜招聘!国家必须有一种机制解决这一问题,如列入急需解决问题的清单,哪些能自己做,哪些不能?不能做的部分就“张榜招聘”!

十、实行三元化立项选项机制

对于重大卡脖子项目,建议采用多元化立项、选项机制。一元化选项、立项机制的弊端在于谁掌握话语权谁就能拿到资金,至于做出做不出又没有追责机制,钱花了时间耽搁了问题没有解决,国家因此丢失了解决问题的预期性。多元化立项、选项机制是多个团队用不同的原理及方法解决同一个问题。其优点有三:一是假设有人做不出成果也不至于全军覆没,几家都不行的概率很低。再说多元化选项机制针对的是卡脖子问题,关键是引入包括体制外的竞争机制。之所以有人敢于骗钱是因为没有竞争机制,拿不出成果也不受追究。有了竞争机制想骗钱就会有所顾忌!二是国家有了拿到科研成果的预期性,因为谁都不能不顾及被人超越,且越是“权威”团队就越是顾及被人超越。没有竞争机制他用三分的力量就能交差了事,有了竞争机制他会拿出十二分的力量!如果想从根本上杜绝科研经费的腐败及真正解决卡脖子问题,有体制外参与的多元化选项、立项机制(包括相互监督机制)是不二法门。三是国家不会因此增加还会净省科研经费,因为没有竞争只有百分之二十的经费用于科研,如有了竞争机制就会有百分之八十多用于科研,国家会净省约一半经费,成果还会远超预期而保证能够拿到原创成果!如果对于完成或超额完成的人及团队进行重奖(项目总额的百分之一),国家会净省科研经费约百分之六十!关键是有了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时间预期性。

综上10个问题,都是科技界急需面对及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好,卡脖子问题会很快解决,解决不好,卡脖子问题会继续产生负面效应!愿全民族共同面对形成合力,使卡脖子问题早日得到解决!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作者:王迪兴等

参与本文修改及支持本文观点的有上海交大国家战略研究院主任研究员夏学敏、北邮退休教授王生智、中科院计算所莫宅,兰州大学李祥锴,博士、院士产业促进会刘镇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赖茂生、军鹰智库、科学史研究员宋正海、国家二等奖军内一等奖获得者李世煇、集大成智库宋振东、各省驻京商务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方镜凯、福州原创物理研究所梅晓春、河北产城史志国、人天观研究会常务理事张树斌、电影基金刘冠凡、商协会交流中心秘书长莫武军、急公好义集团徐长虹、大文化使者、彭思博、周南海、张宗善、田乃军、刘冠凡、范毅、高路、刘德欣、王逆波、厉琍、肖敏、毕胜、李达科、胡志刚、蔡正君、苏之嵘、陈芳彬、姜月显、陈定学、黄裕婕、王晓龙、刘玄奇、贺晴、李明、甘永超、江一军、苟华建、王志豪、李以坚、杨建强、黄伟民、何沛平、林伯羲、张卫东、李志勇、张璧村、吴飞、晏成和、慈天元、羅志伟、王奋赓、刘晓辉、朱军、廖光明、萧钦羡、徐哲、宋均城、韩非韩、盛宝、何五一、罗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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