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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2019年智慧城市?《新京报》专访单志广、汪玉凯、徐振强等专家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9-01-05  来源:新京报 智慧城市协同创新智库  浏览次数:8888
核心提示:单志广 智慧城市将成下一个增长极单志广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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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志广 智慧城市将成下一个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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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志广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
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08年,智慧城市概念提出至今已经十年。这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智慧城市建设现状怎么样,目前存在什么问题,建设智慧城市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该怎么解决?新京报为此专访了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志广。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处于“四期叠加”状态

新京报:请你简要介绍下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现状,呈现出什么特征或模式?

单志广:我国智慧城市这十年可以分四个阶段,第一段是从2008年底提出概念到2014年8月,发布了《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成立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25个部委组成的“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部际协调工作”组。这期间的智慧城市建设属于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推进,是相对分散、无序的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是2014年8月至2015年12月,这段时间属于规范、调整期。25个部委组成的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部际协调工作组成立了,各部委不能再单打独斗。按照国务院要求,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统一指导地方智慧城市建设。

第三个阶段是从2015年12月到2017年12月党的十九大召开。2015年12月中央召开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就智慧城市的发展作出了明确的指示,提出智慧城市应该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分割;李克强总理也指出智慧城市建设就是要打造维系城市运行的超级大脑。我国智慧城市进入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新阶段,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成为国家落实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抉择。

第四个阶段是十九大到现在,十九大提出了要建设智慧社会,对智慧城市理念进行了深化和拓展,更加突出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发展。

这十年的智慧城市建设,政府与企业、社会的关系还没有形成理想的合作模式,仍在探索。处于一个“四期叠加”的状态,即战略机遇期、起步探索期、瓶颈凸显期和创新发展期。关于智慧城市涌现出来的概念很多,不管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核心都是数据能够便捷地交换、共享、融合。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仍有三个核心问题待解

新京报:你认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主要存在些什么问题,比如(内因)技术方面、(外因)政策、认识等方面,怎么破除?

单志广:我个人认为我们中国的智慧城市十年时间还没有走完盲人摸象的过程,主要是还有三个核心问题没解决。第一个是智慧城市的理念、内涵是什么都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从政府,到企业,到老百姓没有一个普遍的共识。

第二个是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项需要把横向的散布于各个政府部门的数据打通的工程。所以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方法论来指导,但现在我们缺失有效的方法论体系。

第三个是我们现在重建设轻运营。智慧城市项目建起来容易,但如何能够长效发展,动力机制是什么,我们还没有成熟的可持续发展的运营模式。

概括起来,我们的智慧城市发展存在四个明显的“不同步”,即企业走在政府前面、技术走在管理前面、建设走在运营前面,期望走在时效前面。

新京报:从智慧城市到新型智慧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进程,新型智慧城市“新”在什么地方?

单志广:对于新型智慧城市,我认为应该翻译成“innovate”,就是“创新型智慧城市”,而不是“新”与“旧”的区别。

我认为新型智慧城市可以对应“新型城镇化”,因为中国的城镇化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而是要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另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三融五跨”,即实现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也就是要横向打通,横向融合,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要实现“横向融合”。这也是新型智慧城市的新特征。

数据共享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与起点

新京报:要真正把城市这个“体”做好,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把握好哪些关键环节、步骤?

单志广:智慧城市是以数据的交换、融合、共享、活化为基础,需要建立城市数据的交换、共享平台。现在提出了城市大脑、城市操作系统等概念,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数据的交换、融合环境和条件。如果数据还是在各个“池子里”,智慧城市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能建成。

如何让各个“池子里”的数据实现共享?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印发“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提出,要实现“三融五跨”。准确点说,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切入点就是要打通分布在各个政府部门的数据融合问题,即需要一次流程再造,一个整体的改革创新,而不是停留在简单的技术应用层面。

新京报:从智慧城市概念的提出到今天已经走过10年,你认为未来10年我国的智慧城市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哪些方面会是重要的主导因素或关键因素?

单志广:过去十年,我认为我们太偏重城市信息化,这个概念的烙印太重了。未来十年,可能随着新技术发展和需求的出现,一定要解决横向的数据融合、共享。智慧城市是在一个城市范围内解决“横强”的问题。政府下辖的各个委办局的数据,企业的数据怎么能够横向打通、优化。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在试点,比如辽宁于2018年7月成立了辽宁省信息中心。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做好数据的权力的顶层设计。比如,以色列第三大城市海法市政府下辖各个部门的数据都主动交出来,因为如果某个部门把自己掌管的数据攥在手里,那也就无法与其他部门的数据实现共享。

此外,我们必须认清的一个现实是,由于横向统筹协调的能力不同,小城市才有可能“大智慧”。这也是目前我们智慧城市建设的现状,做得好的往往是小城市,大城市要想真正做好智慧城市,难度很大,因为横向协调的能力匹配往往不到位。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汪玉凯 智慧城市建设不是为了智慧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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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凯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智慧城市建设对政府的挑战最大智慧城市建设目前在我国极为火爆。全球在建或即将建设的智慧城市,有一半在中国。如此态势当然有积极的一面,但是也应看到,智慧城市火热建设中,在体制机制以及建设理念等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智慧城市建设应主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新京报为此专访了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新京报: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极为火热,但往往这个时候,有些问题会被忽视。您认为目前存在哪些较为普遍的问题?

汪玉凯: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城市的全方位现代化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现在我们智慧城市建设来看,还是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必须要引起警惕。比如,贪大求洋,一味地注重硬件设备,不顾自己城市的特征、定位,简单模仿别人,对智慧城市建设能解决哪些问题把握得不够清楚,有些跟风现象,这些都是当前智慧城市建设中暴露出的较为普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政府如何通过智慧城市建设提升治理能力,如何有效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还是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新京报:城市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显然处于重要的枢纽。针对建设中暴露出的问题,您认为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改革自身,迎接挑战?

汪玉凯:从智慧城市的逻辑结构看,我认为智慧城市大体由5个模块构成。一是智慧政府;二是智慧社会或者智慧民生;三是智慧经济;四是城市基础设施的智慧化支撑;五是城市的智慧生态环境。这5个模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智慧城市的框架。

其中,智慧政府处在最高端。政府自身能否实现真正的智慧,对社会民生、经济产业、智慧化的基础设施构建以及智慧生态,都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政府处在一个引导的地位,它制定的城市发展的战略、规划,都会直接影响到智慧城市建设。正因此,智慧城市建设中,智慧政府的建设,对政府的挑战是最大的。

政府的组织结构、职能配置、运行方式、管理手段、管理理念等,都需要根据智慧城市、智慧政府的建设要求发生相应的改变。如果组织结构、体制机制不理顺,部门利益不破除,信息资源不能共享,业务不能协同,系统不能整合融合,智慧政府是很难构建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智慧城市建设中智慧政府的建设处在重要的地位。

目前,智慧政府自身的建设还是存在不少风险和挑战,存在很多体制机制上的障碍。智慧政府、智慧民生、智慧经济、基础设施的智慧化支撑以及智慧生态,这五个方面都是对智慧城市建设很高的要求。政府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把控不好,确实会出很多的问题。

智慧城市建设难的不是逻辑框架

新京报:从目前许多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实践来看,感觉很多都有些雷同。您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汪玉凯:智慧城市建设是一篇大文章,是从根本上提升城市发展能力、管理水平、不断满足市民需求的持续不断的过程。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一个逻辑性的框架搭建也许并不难,如从智慧城市的逻辑结构看,无非包括智慧政府、智慧民生、智慧经济、智慧化的基础设施支撑以及智慧化的空间布局等。从基础设施看,不管在什么样的城市构建智慧城市,都离不开城市的数据中心、应用平台、交换平台、数据库等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

但在这些共性的后面,我们看到的是不同城市的不同结果,换句话说,智慧城市的规划也许都差不多,但最终结果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有的能真正解决问题,有的可能就变成了摆设,这确实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新京报:政务大数据目前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越来越得到重视,政务大数据的现状如何?在城市治理中如何利用好政务大数据?

汪玉凯:大数据一般由政务数据、企业数据、社会数据三个部分构成,其中政务大数据应该是最主要的部分。政务数据是一种公共数据,也是最权威的数据。目前,政务数据大约占整个数据的80%。

政务数据过去长期以来是不开放的,是为政府部门和机构自己所有,甚至在政府部门内部都无法共享。现在虽然已有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这只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一个方面。政务数据只有首先在政府内部共享起来,才能为百姓网上办事提供方便。因此,政府部门间实现数据共享是第一个要解决的关口。

而到了一定时候,政务数据还是要向社会公开,这样相关企业才能对这些数据进行开发利用,并不断产生新价值。目前这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还有非常大的开发空间。

用改革思维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新京报:目前在智慧城市建设中需要重点解决哪些问题?

汪玉凯:首先,智慧城市建设中一定要防止一窝蜂、一哄而起,防止盲目、冒进。要冷静地看待智慧城市建设。

其次,不管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建设智慧城市要有明确的定位。应该明确,智慧城市建设不是为了智慧而智慧,而是为了解决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第三,要用改革的思维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必须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以改革的思路,把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与障碍破除掉,如此新技术才能派上大用场。

第四,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建设理念。针对百姓最关注、最切身的问题,比如民生、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来构建智慧城市建设系统,针对百姓诉求来解决问题。

第五,建设智慧城市,政府应主要起引导作用,不能大包大揽。政府与社会要展开广泛合作,借助社会力量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这样的新理念确立之后,不仅可以少花钱多办事,还能培养、培育出一大批智慧新兴产业,这才是我们建设智慧城市的目的。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冰

徐振强 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微智慧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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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强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中心副主任、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专家委委员。

 截至2018年11月,全国100%的副省级以上城市、90%的地级以上城市,总计约700多个城市(含县级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中国从学习了解国外做法到一跃成为世界创建智慧城市的大国、世界智慧城市创新的主试验场和世界规模最大的智慧城市产能市场。但在这个建设过程中,中国还存在哪些不足,顶层设计该包含哪些内容,而西方又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新京报为此专访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中心副主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专家委委员徐振强。

智慧城市的本质是城市开发与运营模式的创新

新京报:智慧城市涉及到诸多方面,您认为什么才是智慧城市的关键问题?

徐振强:关键问题是缺乏基于理论驱动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我国地方政府总体上在发展智慧城市方面不遗余力,但常常陷入思维困境和路径困惑,在定义和实现智慧城市价值上往往缺乏有效依据和充足信心。

与此对应的是,产业界顺应政府诉求,越来越多的细分领域都将业务发展到智慧城市,有的甚至有“标签化”之嫌,推动地方政府接受技术驱动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智慧城市本质上是城市开发和运营模式的创新,是实现城市自我纠错和不断自主完善的持续性状态。

我认为,智慧城市建设要解决发展动力问题,结合当前,就是要促进中青年发展价值的实现。

新京报: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应该包含什么,提纲挈领的内容又是什么?

徐振强:在中国推行智慧城市建设,要坚持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和中国思维,通过调研国外的经验发现,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并且可能释放出发达国家无法实现的效能。开展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编制,在跨界创新思维的启示下,应当具备:懂城市(规律)、懂政府(职能)、懂信息化(技术)、懂产业经济(动力),并勇于和善于跨界创新(促进有效落地和长效运营)。

智慧城市建设,应当坚持平台思维先行,微智慧落地;跨委办局谋划,扶持单项实践的总体战略,构建智慧城市跨界创新与产城融合示范区。

发达国家的智慧城市建设理念值得中国学习

新京报:今年是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走过的第十年,回首过去十年,您怎么看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不足?

徐振强:历经十年的发展,截至2018年11月,全国100%的副省级以上城市、90%的地级以上城市,总计约700多个城市(含县级)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已有277个智慧城市试点和3个新型智慧城市试点,中国从学习了解国外做法到一跃成为世界创建智慧城市的大国、世界智慧城市创新的主试验场和世界规模最大的智慧城市产能市场。

北京、上海、重庆以及深圳、武汉、贵阳、银川和唐山等地方的成效和经验得到美国、新加坡、日本以及“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等的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在全国31省份机构改革方案中,贵州、重庆、福建、广东、吉林、广西等8省份方案均明确提出组建专门机构,19个省市成立大数据局,负责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管理、信息化、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工作,智慧城市步伐加快。

但目前仍有待完善的方面,主要体现在:理论探索与支撑不足,制约中国特色智慧城市模式创新;体制保障中牵头主体的多元复杂性,制约顶层设计科学性与实施效能;体制创新有待适应建设对象自身规律与主体多元的复杂性;规模化基础建设与技术跨界应用的协调、同步水平不强;顶层设计与规划方法论创新不足,存在指标控导向;法制化路径尚在探索阶段,行政监管与法律约束不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严重不匹配;财政支持有力,但公私合营缺少广泛可运营模式。

新京报:西方发达国家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您认为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

徐振强:发达国家的智慧城市建设理念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与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投资主体主要是企业,政府提供市场环境和政策配套。

通俗地说,西方发达国家建设智慧城市,开始就是“算账”思维,尽最大可能考虑社会单位作为投资主体,这样就倒逼上智慧城市项目得深刻地考虑盈利性。

德国、芬兰、英国、荷兰、法国和西班牙等都基于自身国家和城市特点开展实践,与国家、城市战略对接,建设国家、区域、城市、片区等不同空间尺度的绿色智慧信息共享与广泛参与平台,并深度倡导公私合营PPP模式的落地。

以园区和模块化建设为突破口,基于大数据反演智慧城市机理,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从城市开发和运营模式中考虑协同创新,明确城市关键的主体、要素和指标,以此来维持自我纠错、不断自主完善的持续性状态,包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等全流程的政策、方法、方案和实施。

国外经验表明,空间生态的自组织是实现智慧城市的理想静态架构。协同经济是构建智慧城市动态运行的要素作用形式。

未来十年,智慧城市建设应探索以产业运营为核心的商业模式

新京报:再过十年,您认为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面貌,能否达到智慧是城市常态的地步?

徐振强:再过十年能不能达到这个的地步,取决于这个行业的规划做得怎么样。智慧城市建设同样需要向高质量提升,未来十年,应探索以产业运营为核心的商业模式。

在顶层设计上,通过协同数字经济与城市治理,激发政府与行业发展信息化的刚性需求。智慧城市运营应以需求导向为基础,聚焦大数据开展批量业务设计,借助开放创新的ICT技术,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新经济。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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