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女子开车到城郊，径直上了火车，而她的电力汽车则自主驶向停车场充电；一名男子在街头突发心脏病，在救护车赶来前的关键几分钟，急救服务已先启动，用无人机送来除颤器；一个家庭维修机器人安放在公寓大楼楼顶，它能自动修复裂缝、渗漏以及清理沟槽里的树叶。
这类乌托邦式的设想，把“智慧城市”的愿景说得天花乱坠。在过去十年里，这类设想通过技术巨头、工程公司、咨询机构得到最强有力地传播。已经确定的是，“智慧城市”的建设，以无处不在的无线宽带为基础，将传感器嵌入到所有城市结构中，自行车架、路灯柱、闭路电视、交通灯，以及那些讨厌的家电，像冰箱互联网、远程加热系统，都纳入到所谓“物联网”（现在全球市场对此估值达1.7万亿美元）。原本基于生化过程的生活，已让位于对数据生活的向往，甚至在伦敦大学学院，人们可以攻读“智慧城市”的硕士学位。
智慧城市为谁建？
当然，对此也有反乌托邦式的批评：智慧城市的愿景，对普通市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提问本身，已在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和后现代的漫步者之间引发了一场言论大战。即，城市应该是一个优化的监狱，还是一个思想文化的熔炉？
市民又将在智慧城市中扮演什么角色？是被当成免费的数据员，自发地为用以牟利的私人数据库提供信息？还是被作为一个平行移动的像素，去工作、逛街、回家的路上，全被可视化3D显示出来？或者，市民将对难以管控的事态以及人权侵犯付诸正当诉求？“为什么智慧城市只是技术改进？”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如此问，“怎样才算是越界违法？”
智慧的开端： 1931年，全新的自动交通灯在伦敦卢德门圆环交叉口安装，引得路人围观。
智慧城市的概念，至少要追溯到自动交通灯的发明，自动交通灯于1922年在美国休斯敦第一次使用。英国作家里奥•霍利斯（Leo Hollis）在其新书《适合你的城市：大都市里的天才们》中说到，近代对智慧城市的思考，其一大成果，无疑是伦敦地下列车的指示板。然而，在过去十年里，随着新兴的网络连接无处不在，加之电子产品微缩化，比如现在常见的射频识别标签，这使得在智慧城市的概念中，城市似乎被具像化为一个巨大的、高效的机器人。
而这种机器人的城市愿景，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城市中心的亚当•格林菲尔德（Adam Greenfield）看来，其根源来自一些科技巨头，像IBM、思科以及软件公司等，他们无不希望获得市政的大合同，从中谋利。
格林菲尔德在他2013年的《反对智慧城市》中指出，“智慧城市理念作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当代形式，不是源自在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上做出过贡献的任何党派、团体或个人，而是起源于那些科技巨头。”
韩国松岛这样的新城，已依据这样的模板开始建设：它的建筑有气温自动调控系统并进行访问；城市道路、水、废弃物和电力系统都由密集的电子传感器连接，以使城市控制中心追踪到居民活动，适时做出应对。但这样的地方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感觉，像是半成品的城市，对此，游客可能不会惊讶。
韩国智慧松岛：其道路、水、垃圾、垃圾、电力系统都由密密麻麻的电子传感器连接。
纽约大学的安东尼•M.汤森（Antony M Townsend）在他2013年的著作《智慧城市》中指出，松岛建立的初衷，是作为“一种为贸易而战的武器”，设想“用更低的税收和更少的监管，来吸引跨国公司去松岛开展亚洲业务”。
与此同时，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已承诺，建设不少于100座智慧城市。
印度托莱拉打造智慧城市的效果图
然而，至少在短期内，真正“智慧城市的创新点”无疑都落在伦敦、纽约、巴塞罗纳和旧金山这样的大都市。的确，比如伦敦，很多人认为它现在是地球上最智慧的城市。伦敦因特尔协作研究院的主任邓肯•威尔逊（Duncan Wilson）就将伦敦称为技术应用的“生活实验室”。
当技术专家希望将先进网络和精密设备植入到几百年的老街时，那些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和行为模式将面临怎样的挑战？这正是近期在伦敦港区举办的“重来•未来城市峰会”的核心主题，12月4日、5日持续两天的峰会门票，暴涨到600欧元。
该活动的结构像TED演讲的快速剪辑，在能集中注意力的15分钟里，投资者会听到一个个演示内容，从情感制图到仿生建筑等无所不包。观众席中，没有一个笔记本电脑是非苹果牌，随时能看到至少有一位与会者正在把玩谷歌的一款“拓展现实”的智能眼镜。
一位自主机器人的研究者称，要“取代智能手机，我想要你们所有人都拥有一部口袋无人机。”就在挤进观众席之前，一部装有摄像头的无人机，像一个拳头大的蚊子在四周嗡嗡作响。发言者们还热衷App城市旅游交通图；并好奇苏黎世这个城市怎么能前卫现代又非常文明；看到城市扩大对技术方案的预算演示，人们又谈论随之而来的“巨大商机”。
引人关注的是，虽然不少发言者小心地贬低了智慧城市原先的理念，但这已经不言自明。其中，演讲最有趣的，是英国城市咨询公司Umbrellium.的创始人乌斯曼•哈克。他指出，科技企业关于智慧城市的那一套说辞，无非效率、最优化、可预见性、便利性和安全性。即“你将准时上班；享受无缝隙的购物体验；能安全通过摄像头等。当然，所有这些事情能使一个城市相对容易忍受，但不能使得这个城市变得更有价值。”
乌斯曼•哈克还观察到，科技公司竞标市政合同时打出的广告已清楚地昭示了其真正目标：“他们真正要对话的人是城市管理者，因为只有市政高官能拍板声称，决策不是某个人做的，而是遵从大数据。”
当然，在峰会的发言者中，拒绝科技公司在智慧城市上那一套自上而下的思维的人，也要证明自己的技术措施能让一个城市变得更智慧。以乌斯曼•哈克的技术项目“Thingful”为例，其号称是物联网的一个搜索引擎：人们早上骑车上班时，通过个性化仪表板查看当地数据，就能获悉污染指数和交通状况，以及附近是否有循环租用的车架。
尤斯曼•哈克的 “Thingful”项目被标榜为物联网的搜索引擎
智慧城市曾是错误的理念以错误的方式被扔给了错误的人，”来自英国创新机构“未来城市发射器”的执行董事丹•希尔称，“过去的智慧城市从来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如何以可触及的、本地的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工作和休憩？”丹•希尔自己的工作之一，是“城市解锁”科技应用，即对智能手机做一个创新的声频接口，为视觉障碍者过街做向导。丹•希尔也加入了曼彻斯特现在的智慧城市倡议，包括做一些非常乏味的事，比如彻底检查牛津路的走廊。
对于这些“智慧的东西”，丹•希尔认为，“它们不再只是IT，或者说已经重要到不能再叫IT了，在一个IT城市里，你无法真正低看它们。一个智慧的城市，应该是低碳的、人们容易移动、能就业和居住的城市，曼彻斯特已经认识到了。”
创新科技与智慧城市
这个峰会还传递出一条关键信息：无论智慧城市是什么样子，只要它是接地气的，都会被接受，正如丹•希尔称之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路径或由市民主导的模式”。当然，很多努力也正往这个方向推进。
一个已发展到汇集百万电子耳、电子眼和电子鼻功能的传感网，可能推动城市未来变成一个庞大的舞台，通过访问数据源，即可对这个大舞台进行永久的监视。
只要看一个高科技中枢，即IBM为巴西里约热内卢建立的中央控制中心，你就会发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他的著作《1984》虚拟的全城监视景象，已惊人地在今天实现了。在该控制中心，挂满的屏幕就像美国国家航天局任务控制中心对城市的监控。对此，安东尼•M.汤森解释：“一开始它是作为一种预测下雨、处理洪水的反馈机制，后来逐渐变为对整个城市进行高精度控制的系统。”汤森还引用了里约市长爱德华多•帕埃斯（Eduardo Paes）的话，市长对此夸耀：“控制中心使我们可以观察城市的每个角落，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全天候不间断。”
里约热内卢中央控制中心内部：纵横全城的高精度控制板。
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座城市有一个“控制系统”，那么当这个系统出现故障时，又会发生什么？必定与使它崩溃的软件相关。这样的智慧城市，在霍利斯看来，只是一个“永久测试版”。而且毫无疑问，事故终将发生：无人汽车将撞车；病毒将入侵所有交通系统或电网；无人机将撞上客机。到时，建造者们将会看到，智慧城市到底有多智慧？
